罗伯特·马提森：《我在布朗大学研究魔法和巫术》（2013）
我在布朗大学研究魔法和巫术
Interview with Robert Mathiesen
受访者：罗伯特·马提森（Robert Mathiesen，布朗大学斯拉夫研究与中世纪研究系）
采访者：伊桑·怀特（Ethan White，伦敦大学学院中世纪史与考古学博士）
译者：陈荣钢
问：1964年，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获得学士学位，然后又于1974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荣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东正教区教会的斯拉夫语动词的屈折词法》（The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of the Synodal Church Slavonic Verb）。那时你的兴趣还在斯拉夫语言学和哲学上。我很想知道你如何对（神秘主义）这一主题产生了兴趣？而且那时东欧尚在“铁幕”（Iron Curtain）的另一侧，研究斯拉夫文化的过程一定很曲折吧？
答：那是一个漫长而奇妙的故事。我一直对死去的语言和旧的写作系统充满浓厚的兴趣，同时我也有数学和基础科学的天赋。这让我认识了科里森·霍普金斯·哈维（Clesson Hopkins Harvey，1925-2012），他在伯克利高中（Berkeley High School）教物理，也是我在家族之外认识的第一位神秘主义老师。哈维曾在伯克利获得物理化学的学位，但他父母是位于加州圣迭戈洛马角的通神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会员。
我在伯克利高中也交到了好朋友。他们的家庭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从苏联逃到了美国。这些朋友令我想学习俄语，我确实也在进入大学后开始学习这门语言，同时学习的还有其它几门外语。我很快了解到，朋友所在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使用一种更古老的斯拉夫语写法作为仪式语言，写出来是美丽而复杂的黑体字。这种仪式语言被称为“教会斯拉夫语”（Church Slavonic）。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有一门课讲授这种仪式语言最古老的变体——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教这门课的老师是精湛的语言学家弗朗西斯·惠特菲尔德（Francis J. Whitfield，1916-1996）。这门课让我痴迷于斯拉夫语言学和哲学。毕业后我读了研，以继续追随我的兴趣。哥伦比亚大学可能是最适合我的地方了（他们给了我资金支持），尽管在纽约本身是个严重的缺点，纽约对我一个内向的人来说太嘈杂和紧张了。
对我来说，有关仪式或祭祀用语的问题值得被学术探究。为什么即便在没有文字的文化中，人们也会在宗教或魔法仪式上使用某种特殊而古老的表意形式？这种语言使用方式对仪式参与者的意识将产生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可不可以梳理出这些影响的心理学或神经学基础？）
至于你说的“铁幕”，对我来讲真不是什么大问题。苏联政权打压几乎所有学术领域，当然也包括那些我感兴趣的领域。政府限制学者寻找一手资料，我自然也没必要去了。和很多内向的人一样，我完全不喜欢旅行。要是有时光机，我倒愿意回到过去和很多个世纪以前的学者交流。
问：值得注意的是，你进入美国大学系统时正值反殖民主义、民权运动、反战示威高涨的年代，这些事件引起国际关注。这些运动的遗产保留到今天，但我是在英国读中学时才接触到它们的。你自己是否亲身参与过这些运动，而这些运动是否影响过你的研究呢？
答：我出生于美国卷入“二战”后的第九个月，你说这些事件发生时，我已经不是学生了。所以不管在伯克利还是哥伦比亚，我都没有作为学生经历这些事件。不过我有朋友是席卷全美的伯克利学生运动的幕后领导，我听过他们的故事。（学生革命不仅是一场自发的全民运动，从伯克利漫延至其它大学的过程中也受到一小群社会活动家的资助，其中一两位是我朋友。）
1967年，我搬到了新英格兰，并开始在布朗大学工作。布朗大学当时是一所很小但很好的学校。我到布朗的头十年间，学校内部施政和管理几乎一片空白，因此学生革命几乎没有受到学校高层的阻挠。在没有任何对抗的情况下，学生很容易和大多数青年教师合作。到头来，所有革命的能量都转换成学术改革的能量，并于1969年迫使学校开设自由度高的、开放的“新课程”。对我这样古怪的人来说，在一个宽容的环境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是完美的。
现在的布朗大学已经不像早年间那么宽容了。它从一所拥有一流本科教育的大学转型成为一所排名中游的研究型大学。现在布朗大学的管理相当严格，从而将财富和权力最大化的同时，将风险最小化，而不再以知识的名义追求知识。和70年代相比，凭兴趣自由学习和自由教授的旧式大学理想在布朗急剧衰落。然而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一切都在变化之中，现在的限制性结构在将来也许还会改变。
问：1986年晋升为教授和1972年晋升为副教授前，布朗大学于1967年聘任你为斯拉夫语言学讲师。在此期间，你为配合展览出版过很多小册子，如《奥斯特里〈圣经〉1580/81-1980/81：一场四年一度的展览》（哈佛乌克兰研究院，1980）、《中世纪晚期的草本植物》（中世纪研究委员会，1983-84）和《伟大的多语言版〈圣经〉：印刷术对16、17世纪宗教的影响》（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1985）。同时，你出版了一些期刊论文、著作章节和评论。在此期间，你的兴趣从斯拉夫语言转到中世纪和西欧。是什么促使了这种转向？布朗大学乐于看到你变换研究领域吗？
答：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布朗大学期望院系开设那些会有学生去选的课程。随着“冷战”消停，政府不再资助斯拉夫语研究，这造成斯拉夫历史语言学方面的课程不再持续地吸引学生。如果我是一个全能的斯拉夫学者，我可能会开设现代斯拉夫语言学和文学课程，就像我在其它大学的同行那样，操作起来会简单许多。然而，我并没有准备好成为一名全能的斯拉夫学者。我只是一个全能的中世纪文献学家和历史语言学家，并且仅限于东正教斯拉夫这片土地。我确实掌握许多门中世纪的语言，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因此我开始开设中世纪研究的课程，即便布朗大学没有这一领域的专门系所，只有一些对该领域感兴趣的教师散布在各个院系中。80年代早期，布朗大学的教授尚能如此自由地变换领域，但到了90年代就困难得多，因为正式聘书比能力和专业知识更重要。
历史语言学、文献学、文本批评、古文字学和手稿学的方法论大体上是相通的，无论是何种中世纪语言文本，用于何处。所以我开始在本科生课程上教授这些方法论。事实证明课程开展得非常顺利有效，因为布朗大学图书馆拥有数量众多的中世纪手稿，以及许多藏书的摇篮本（15世纪印刷）和其它早期版本。同时，图书馆政策允许本科生自由阅读所有这些稀有文献，这样我的课程就包含了大量一手手稿和早期印刷的书籍。通过这些课程，我与布朗大学还有其它地方的图书馆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当然，作为一名中世纪学者，我不仅需要熟悉基督教，还要获得这种宗教历史与实践的专业知识，尤其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领域，《圣经》研究和教会研究、礼拜学和历法学（典礼的日期计算）等等密不可分。对像我这样的非亚伯拉罕学者来说，有必要探索这些不同寻常的知识。
罗伯特·马提森和妻子
问：神秘主义和魔法似乎是你这几十年来的主要研究志趣，但我确信许多读者都想知道这种魅力最初源于何处。是否因为你所说的自己来自一个“密教家庭”，还是因为后来人生中的某些经历？
是的，我母亲的家庭从19世纪70或80年代开始对神秘主义产生了兴趣，并影响了我。这条传播的轨迹非常狭窄。我能追溯的家族中第一位神秘主义先辈是我的曾曾祖母。我看过她的剪贴簿，当代出版物中也提到过她。
我的曾祖母是她唯一的孩子，直到我10岁时我才了解她家里的器物。她有一个真正的人类头骨（来自1810年左右的一次解剖）。当时头骨放置在一个盒子里，盒子里还有她先辈们的老照片。（现在那个头骨在我这儿。）她的古玩柜里有几个占卜用的水晶球、一杆烟枪和一枚晒干的罂粟种子，还有一些家族遗留物。
我的曾祖母也只有我祖母泽娜（Zena）这一个孩子，她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我祖母有两个孩子，我的母亲艾德丽思（Edris）和阿姨穆丽尔（Muriel）。
这五个女人都对神秘主义充满兴趣，但她们的探索是杂乱而琐碎的。她们的兴趣似乎源于唯灵论（spiritualism）的神秘面纱（如艾玛·哈丁格·布林顿［Emma Hardinge Britten］和帕绍·贝弗利·兰多夫［Paschal Beverly Randolph］），以及相信“意识决定物质”的新思想运动（New Thoughts）和基督教科学教派（Christian Science）。同时，她们深受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H·莱德·哈格德（H. Rider Haggard）和萨克斯·儒默（Sax Rohmer，译注：著名的“傅满洲系列”也是他的作品）在小说中编织的神秘主义和超自然主题的影响。
此外，我的曾曾祖父接受过德尔沙特体系（Delsarte System）的体操和身体训练，这套体系由吉纳维芙·斯特宾斯（Genevieve Stebbins）引介到加州，她曾加入卢克索密教兄弟会（Hermetic Brotherhood of Luxor）和光之教会（Church of Light）。在吉纳维芙那里，德尔沙特体系被应用到神秘主义领域。
我的这些先辈把神秘主义素材和加利福尼亚式的自然宗教（或泛灵论）混合起来，进而创造出自己的魔法和宗教。“魔法泛灵论”（Magic Pantheism）似乎是对我母亲信仰最好的形容。
几十年前，我把玛歌·阿德勒（Margot Adler）的《与月作伴》（Drawing Down the Moon）拿给母亲看，她非常感兴趣，并且评论道：“这正是我所信仰的。”（值得一提的是，她和她的同路人都不把自己视作巫师。她们认为巫师只是万圣节晚会上扮演的角色，现实中并不存在。）
相较之下，我父亲这边没有宗教信仰，对神灵也没有兴趣。我的父亲是在国防和航空航天部门工作的机械工程师，他是不可知论者。然而，他的继父年轻时曾去过一个狂欢节，在那里他向赌棍和骗子学得了一些技巧。他知道如何通过咬一块金子来判断细度，如何不用密码打开保险箱，如何猜出你手里的牌。他后来娶了我的祖母，两人都在奥克兰当地的一家拍卖行工作，大体上是合法的，偶尔也帮着销赃，利用政府关系捞捞油水。
祖母保留了整个业务的账目（审计人员查到的账目都是伪造的，真实账目没人看过）。几十年后，当我认识我的祖父母时，他们的前雇主早已去世，而他们自己则经营着一家专拍无遗嘱物品的拍卖行。那时祖母已经有了足够的灰色交易经验，因此她坚信自己的生意能做得四平八稳，也没例行贿赂公职人员。尽管他们不用担心被抓或坐牢，但生意也做不大。这对我的祖母来说，是一个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餐桌谈话对我有了不同凡响的指导意义。我的母亲喜欢谈论一些神秘的现象，我的父亲则会对此提出某种符合科学原理的工程师式的解释，要是他的继父也在则会说那些都是骗术。这样的环境对我而言，简直不能再棒了！
问：90年代，你在布朗大学开设的课程有“中世纪魔法”（Magic in the Middle Ages）、“女性、魔法和权力：1800-1960”（Women, Magic, and Power: 1800-1960）和“奥秘俄罗斯”（Esoteric Russia）。开设这些课程的动因是什么？讨论这些非常规的话题有没有遇到非常反对的声音？
布朗大学的五个系联合开设了“中世纪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Studies）这门课程，我们是其中之一。我教第一单元，内容是中世纪世界的时间和地理界限，即中世纪的分期和分区。其它四个单元讲什么主题由那四个系决定，只要内容能激起学生对这门课的兴趣就行。我厌倦了和其它教授协调主题的讲课方式。那年理查德·基克希弗（Richard Kieckhefer）的著作《中世纪魔法》（Magic in the Middle Ages）刚刚出版，我也正在读，所以就决定在课上讲它。没想到学生对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并促使我于1991/92学年以这本书名为题独立开课。我以为最多20个学生选课，结果第一堂课挤满了500名学生，尽管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300多人。在那之前我的课堂上从没出现过20个以上的学生，所以我得学着上大课。这对我来说是可贵的经验，经过实践我终于能把大课上好了。
90年代初，这门课上约20%的学生把自己视为泛灵论者（Pagan），或“巫士”（Wiccan）和“阿萨特鲁”（Asatru，译注：相信日耳曼神灵的有神论者），或其他一些魔法使用者。那时，布朗大学的风气还算自由。1995年左右，我们的招生办开始亲睐更有商业抱负的申请者，我课堂上的泛灵论者和魔法爱好者自然也少了许多。
另一门课程“女性、魔法和权力：1800-1960”的开设有些意外因素。当时我正在办公室和我的本科教研助理谈论美国密教的历史，说到大多数密教都是由女性创立和领导的。这时我前一位本科教研助理正巧经过，于是她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她对女性研究非常感兴趣，于是问道：“为什么这些问题从没在我们的宗教研究或女性研究课程上谈起过呢？别的地方有类似的课程吗？”我说：“据我所知，还没有。一方面，宗教研究的院系不喜欢严肃地看待魔法；另一方面，女性研究的院系不喜欢严肃地看待宗教，因为它在社会中支持父权形式。”
后来的事也就顺理成章了……她们帮我制定了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而我从1998/99年起在布朗大学教这门课。（凯特和丽贝卡，我欠你们一个大大的人情，感谢你们。）
开这门课前，我对女性领导的魔法（或替代性宗教）运动的研究仅停留在个人探索上。我试图回答为什么我母亲的家族如此异乎寻常，即便在加州和旧金山湾区都显得如此奇怪和出格。我母亲和她母亲的姓氏不一样，再往上每代女性也都使用不同的姓氏。因此当她说出整个家族的过去和现在时，她说出了一个成为“不同”的过程。
使这个古老家族与众不同的，不仅在于把后代生养得和社会上其他人不同，还在于把这种差异性扩展到家庭内部——家庭内部的每一名成员也要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找到使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同时，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社区的一部分，也不会忠诚于某一社区或遵守它的规范、法律。
起初，我的课程没有遭到反对。我有作为一流学者的名誉保证我的课程质量。大家可能会简单地认为，我和大学里的其他教授一样，不会真正把魔法和替代性宗教当回事。像其它一流大学一样，布朗大学太要求体面了！
但对我自己来说，只要不触及法律的底线，我从来不在意表象和社会习俗。我从来不曾掩饰自己对魔法的强烈兴趣，并相信一名技艺超群、学富五车的魔法师可以使魔法成为现实。我会在课堂外和所有有兴趣的学生交流这些问题，并不避讳。
尽管最终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我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权力基础，足以让人们知道我并不想参与争斗。过去我曾被迫卷入一些学院纷争，他们对我并不公平。在布朗大学工作了三十几年，我已经摸清他们的招数了。因此我想风平浪静地度过几年，直到我退休。我想当我退休后应该会感觉一身轻松吧。如果真是那样，我将赞美我的学术生活，我愿意永远待在大学里。至少在布朗这片天地，70年代初以降的学术政治让我想起毒龙潭里的巩特尔（Gunther，译注：《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勃艮第王，死前在毒龙潭用脚趾弹奏竖琴）：弹奏竖琴只能舒缓毒液带来的影响，并不解决问题。
问：你和理查德·基克希弗、克莱尔·范杰（Claire Fanger）联合创办了魔法学会（Societas Magica）这一致力于魔法信仰与实践研究的学术团体。你能稍微讲讲这个组织的来历吗，以及你创立这一开拓性团体的原因？还有，这个组织运营快二十年了，你觉得它的优势和成就有哪些，你对它的未来作何展望？
答：魔法学会是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edieval Studies）构想的一部分，这个会议每年5月在西密歇根大学（WMU）召开。它的初衷是负责组织魔法史的年度分会，特别是中世纪魔法，作为整个大会的一部分。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成立这样一个学会的想法来自于我们三个人的闲谈，当时我们正巧在分会茶歇的时候碰到了。克莱尔·范杰对学会成立的贡献最大。和她的朋友兼同事弗兰克·克拉森（Frank F. Klaassen）一道，范杰负责早期的运营。他们两人每年都负责大会的行政事务，起草通讯稿，安排分会发言论文，以及魔法学会自己的分会事宜。
魔法学会现在是一个既定的机构，我很荣幸自己能参与它的成立过程。不过鉴于健康原因，我现在几乎不能出远门，2000年以后就没再参加年会了，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现在的动向。
问：2005年夏天，你成为了荣休教授，但你依然积极参与魔法的学术研究。和安德鲁·希特利（Andrew Theitic）一道，你曾参与研究“新英格兰因循女巫团”（New England Covens of Traditionalist Witches，译注：由一位名叫格温·托马斯［Gwen Thompson］的女巫于1970年创立的女巫团），并出版成书《解释女巫：阿德丽安娜·波特、格温·汤普森和一种女巫传统的诞生》（The Rede of the Wiccae: Adriana Porter, Gwen Thompson and the Birth of a Tradition of Witchcraft, 2005）。这项研究对美国泛灵巫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你能讲讲这项研究吗？未来是否打算继续进行类似研究？
答：希特利是我几十年的好友。我认识他是通过他已故的伴侣，当时在布朗大学工作并且是我开设课程“中世纪魔法”的旁听生。希特利是一位天生的学者，他也是研究女巫团的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参与过“女巫年鉴出版社“（The Witches’ Almanac）的工作。
毫无疑问的是，我计划继续研究美国前加德纳时期（或非加德纳式）的巫术。我尤其感兴趣1860至1960年间，女性如何设计或发明自己的巫术，以作为一种赋予她们权力的方式。这种现象比人们想象得普遍。（同一时期的英国可能也有类似现象）通常这些女性根据和魔法、巫术相关的大众读物，比如讲女巫和魔法师的小说、民俗故事（出版的或口头传承的）来作为她们发明巫术的来源。
【译注】杰拉尔德·加德纳（1884-1964）是一名英国巫士，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也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当代泛灵宗教意义重大，甚至可以以他为界，做泛灵宗教的历史分期。
最早引起我注意的女巫是艾玛·哈丁格·布林顿（1823-1899），她既是通神学会创始人之一，也是影响卓著的唯灵派讲师，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都有大量拥趸。布林顿多次声称，魔术师或实用主义神秘主义者和女巫之间没有根本分别，他们都有罕见的特异功能（通常是天生的），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同一源泉。1876年，布林顿参与编著了两本颇有争议的著作：《艺术魔法，或世俗的、世俗之下的和超越世俗的唯灵论》（Art Magic; or, Mundane, Sub-Mundane and Super-Mundane Spiritism）和《幽灵大地》（Ghost Land）。2001年，我出版了一本有关布林顿的专著《艾玛·哈丁格·布林顿的不可见的世界：西方神秘主义史上的某些篇章》（The Unseen Worlds of Emma Hardinge Britten: Som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Occultism）。
【译注】有人认为巫师和灵媒就是魔术师的把戏，有人则认为他们异于魔术师，是真正能通灵的人。参考伍迪·艾伦《魔力月光》（2014）的故事。
总体而言，美国其他类似的女巫的记录都没有布林顿丰富。她们中有一些是独立的，为了自己获得力量而发明和实践巫术，也不会把这门手艺传给下一代。类似的例子比如1932至1947年间和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译注：对，就是写科幻小说那位海因莱因，代表作《严厉的月亮》和《星际迷航》）保持婚姻关系的莱斯琳·麦克唐纳（Leslyn Macdonald），以及撰写惊悚短篇小说《无法预料之事》（The Lottery，1948）的作者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
另一个没有太多记录的例子是一小群女性创立的“女巫团”，这个女巫团在“贤人秩序”（Order of the Magi）的框架内运行，这是一种由奥尔尼·里士满（Olney H. Richmond，1844-1920）创立的密教规则。
《马太福音》中“三博士”（The Magi）的故事
我们所知道有关这个女巫团仅有的记载来自一位名叫唐纳德·尼尔森（Donald G. Nelson）的芝加哥旧书商，他从约翰·汉森（John M.Hansen）那里得到了一些神秘主义的书籍。此外，在北密歇根也有一个女巫圈子，后人从已故的玛丽恩·库科洛（Marion Kuclo，1930-1993）的回忆中得知了她们。玛丽恩·库科洛18岁那年被她的亲戚带领进入了这个女巫圈子，这些女巫属于唯灵论者中相信魔法的一支（magic wing）。
我的老友兼同事艾丹·凯利（Aidan A. Kelly）长期以来致力于追踪那些早年间称自己为女巫的个人或团体。他的研究使我我坚信至少在1850年以前，美国就存在神秘主义的小型团体，或者一些独立的唯灵论者
问：近年来，你帮助出版了上世纪美国民俗学家查尔斯·利兰的两本书。一本是《阿拉蒂娅，或女巫的福音》（Aradia, or the Gospel of the Witches，2010）的重制本，这本极富创造力的著作研究了现代泛灵巫术的发展史（初版出版于1899年）。另一本是以前未曾问世的利兰的手稿，取名为《约克的达莱尔修女的巫术》（2011），该书就是针对一个中世纪英国修女写的讽刺作品。你是如何参与这些出版项目的，为什么对利兰感兴趣呢？
答：除了你说的利兰本人的两本著作，我还为利兰的《阿拉蒂娅、或女巫的福音》写过一本翔实的导论，1998年出版。
我最初接触利兰的著作是在玛格丽特·穆雷（Margaret Murray）那里，她认为，在利兰看来，历史上被当作巫师/女巫处决的男性和女性实际上和中世纪的地下泛灵宗教有关，这些人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幸存下来，直到中世纪过去。作为一名中世纪学者，我自然对这种论调颇感兴趣，并促使我去寻找证据。
我很快了解到，《阿拉蒂娅》的早期版本被杰拉尔德·加德纳（Gerald Gardner）给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许多人的著作中也发现了《阿拉蒂娅》的大量文本，包括法拉尔夫妇（Janet and Steward Farrar，译注：英国作家、神秘主义学者、新泛灵论者）的著作。这些包含了利兰原始文本的二手文献都是30年代以后出版的，不足以作为研究的证据。艾丹·凯利在分析过这些文本后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自己也有一些未经出版的研究，于是我们就碰上了。他的文本分析能力非常强，我把他视作这个领域的先驱。
【译注】杰拉尔德·加德纳《预兆书》的早期版本。这本书包含了新泛灵宗教实践的宗教文本和魔法仪式图形，在美国巫术研究的历史上意义重大。
杰拉尔德·加德纳《预兆书》（Book of Shadows）中的图形和文本很容易被视为中世纪巫术狂热的证据，另一本能为我提供证据的就是利兰的《阿拉蒂娅、或女巫的福音》。他们的问题意识不同，因此我必须去费城历史学会（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DC）里寻找素材，因为利兰的大多数手稿保存在这两座图书馆内。我在那里弄明白利兰如何把历史碎片组织起来，并于1899年出版了这本研究。
也是在费城历史学会图书馆里，我找到了利兰尚未出版的手稿《约克的达莱尔修女的巫术》，这让我兴奋异常。这部虚构作品本身就是一本《预兆书》——里面有神话、魔法和传统巫术的秘密，并且是加德纳在他的《预兆书》里忽视掉的。
利兰的手稿看起来就像一件艺术品，它的内容也是艺术品，我废寝忘食地读着它。显然，它不是先前版本的再版，它就出自利兰之手，那些对传统魔法中的民俗的看法正是利兰的一手思想，体现着利兰的兴趣和预言。
问：你研究这个领域数十年，很想听听你对当前学术界对魔法和神秘主义研究的看法，以及该领域在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和问题。
答：对我来说，至少在美国，高等院校不再掌握在人文学者和科学家手中，而是落入商人和资本家那里，他们对传统的教育理想只会耍耍嘴皮子。目前，少数学者仍然可以自主选择开课内容，开设关于神秘主义的课程。但我不认为这门学科在美国有未来，这是政治经济原因造成的，不光是学术本身。同样，人文学科内那些成熟的领域也会受到挑战，尤其是那些要求掌握英语和西班牙语以外的欧洲语言的学科。
这条路很难走下去。我担心困难时期会早早到来，而等不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rld Spengler）所说的“西方的衰落”（Decline of the West）那一天。我想美国的整个经济在未来半个世纪内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这种可能性很大。如果美国沿袭下来的政治制度无法应对如此巨大的危机，政权将失去信誉和合法性。在那种情况下，大学及其图书馆可能会面临残酷的处境，正如亨利八世时期的英格兰对待他们的修道院和图书馆那样。如果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确保自己的领域如何在学术界继续发展下去，而是在一个新的“黑暗时代”（Dark Age）保全自己。当然我希望我的预言是错误的，时间会检验这一切。